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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?延安既是一座边塞古城，也是一座红色之城。20世纪30年代，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落脚陕北并进驻延安。从1935年到1948年，中共中央在延安的13年里，延安成为万众瞩目的革命圣地、精神高地。
??驰隙流年，时光荏苒。红色峥嵘岁月已离我们远去，但红色革命记忆却永远值得我们铭记！
??为留住红色记忆，重温延安精神，延安市推出“延安1938”主题文化街区，以全新形式，构建媒介空间，再现城市记忆。漫步在这个街区里，红色碎片汇成的记忆之河，会带你穿越历史时空，重回历史现场，感受当年火热的革命实践，重温革命先辈的心路历程，体味丰厚的文化积淀。
??“延安1938”主题文化街区，就像一个巨大的文化博物馆，在进行红色文化陈列展示的同时，也传承着一座城市的历史文脉、地域文化、人文精神。
主题文化街区的多维连接
??地标是凝结了历史传统、精神文化的物理展现。作为一座红色之城，延安那片土地上，散布着大量红色地标：“梦里搂定”的宝塔山、“万众瞩目”的清凉山、“陕北好江南”南泥湾……这些传统红色地标，是浓缩着革命历史、镌刻着革命精神的鲜明标识，无声地向人们讲述着红色历史。
??从红色文化传播的角度看，仅仅让红色地标孤立地进行静态展示是不够的，最好将红色文化置于现代文旅业中，将红色文化与地域文化、历史文化结合起来，才能给观众带来更深刻的印象、更全面的体验。
??“延安1938”与延安枣园革命旧址毗邻。街区在建筑、景观、空间等方面恢复了老延安城的样貌，同时将20世纪30年代陕北的地域文化、风土民情、饮食文化等，复刻移植到街区中。古老的城墙绵延曲折地延伸着，黄土窑洞卧在街区不同的角落，头裹白毛巾、身披羊皮袄的老汉尽情地吼着信天游，盛在粗瓷碗里的小米粥冒着热气，街道两旁的墙上刷满了抗战标语口号，身着军装的“八路军战士”正在参加生产……游客进入街区，仿佛穿越到20世纪30年代的延安，不仅直观地了解了红色历史，体验了红色文化，也对红色历史、红色文化形成的背景、原因、脉络有了更深刻的认知。
??“延安1938”将抗战历史场景与陕北的地域文化、风土民情、饮食文化等汇聚到一起，让红色革命文化、民俗文化跨越时空与现代消费文化成功“牵手”。从媒介意义上看，这种主题文化街区，让红色文化的展示，从静态到动态、从单一到立体、从单向传播到双向互动，是对红色文化传承与传播方式的一种创新。
历史记忆符号的视觉陈列
??文化作为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总和，直观地表现为一系列符号。有些符号由于包含文化基因密码，往往会激起接触者的多重感官体验，激活他们关于历史的记忆。
??作为革命圣地，各种纪念馆、纪念碑、陈列馆等红色文化符号，散布于延安的各个角落。“延安1938”街区则将各种红色文化符号汇集在同一个空间，进行集中呈现和高密度的信息输出，让参访者完全沉浸在红色文化的“包围”中，在不知不觉中完成对红色文化信息的接收。
??“延安1938”街区内，延安《新中华报》的影印装饰、“为人民服务”的墙体宣传、“延安保育院”、“海德公园”……一个个红色文化符号，为观众打开通往历史现场的通道。此外，还有窑洞、剪纸、窗棂、土炕、小石狮等民居符号，红辣椒、小米饭、南瓜、土豆等饮食符号，以及陕北说书、信天游、秧歌等文化符号。当红色文化符号与地方文化、饮食符号，杂错交融并置在一起，历史记忆会以重新排列组合的方式呈现。人们在与这些典型符号的接触中，实现对符号所承载文化与价值的认同。
??那些符号并非随意地组合在一起，不是对历史记忆的简单还原与复现。相关符号的组合陈列方式，本身就隐含着对红色历史、红色文化的解读。当游客进入“延安1938”街区，会在主流价值观的引领下，于潜移默化中完成对红色文化符号的解读。
空间媒介中的对话与共享
??作为媒介的“延安1938”主题文化街区，在集中呈现红色革命文化、陕北民俗文化的同时，也以街区为空间促成了一场场对话交流与意义共享。
??除了静态展示的文化符号，“延安1938”还有各种文艺演出——身着戎装的演员进行革命歌曲大联唱，身穿陕北民间服饰的演员表演陕北大秧歌和安塞腰鼓，融合了多种艺术表现手法的跨界红色主题秀《延安 延安》，这些演出生动还原了革命战争年代火热的生活战斗场景，让观众产生情感共鸣，对红色历史与红色文化的认同感更加强烈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“延安1938”主题文化街区为人与人、人与历史、人与时代的沟通、互动、交流提供了一个舞台。
??因此，“延安1938”街区产生了三重媒介意义：一是在物质层面，通过陈列展示不同文化符号，让延安的历史、文化集中呈现在街区不同角落；二是在社会层面，游客们通过出入其间参观、体验，共同完成一段经历的书写与生成，并由此产生更为丰富的互动；三是在精神层面，作为媒介的“延安1938”街区，为传受双方架起精神沟通与文化体认的桥梁，形成共同的文化表达与精神体验。
??（作者：鲍海波 薛龙，鲍海波系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薛龙系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、西安工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，本文系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《“延安1938”：文化街区及其媒介意义》〔立项号：2021M007〕阶段性成果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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